因为，当这种算法技术因其超高的辨别率被广泛应用于实践中，久而久之，公众也许就能依据结果，大致解读机器算法得出的所谓犯罪脸的特征，民众就无法避免形成基于此特征的歧视。

[2]罗豪才主编：《行政法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6—48页。第一代行政法学教科书《行政法概要》这样表述行政行为的特征：不论这种关系的对方意志如何，只要国家行政机关依法下达了指示或命令，这种法律关系就形成了，关系的对方就必须履行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

只有实现行政决策法治化，才能保障行政决策的科学性，才能减少失误。4.行政惯例 在传统的行政法中，行政惯例是行政法的辅助法源。重构行政法学的体系、内容和研究方法的范式，是当下中国行政法学学者的历史使命。监察委员会虽然不是国家行政机关，但是它以国家行政机关及其公职人员为重要监察对象，因而对国家监察机关及我国整个反腐败机制的研究，必然成为我国行政法学今后研究的重要课题。义务人违反行政法义务的时候，国家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强制执行或追究行政责任。

因而，如何通过行政法治规范行政决策，也成为当下中国行政法学研究的重要课题。[29] 新世纪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来，我国行政法学界在研究方法上不断创新。改革是否充分体现宪法的控制力，影响着改革的正当性与权威性，[11]从而也影响它所塑造的宪法秩序。

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是中国共产党十八大以来推动政治发展的主要线索。改革的根本目的在于加强中国共产党对反腐败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腐败本身是反法治、无价值的，造成的危害十分严重，所以反腐败能够凝聚正当性。这体现了改革的政治性，法治在这个时候是弱化的甚至是辅助性的。

改革需要消除宪法障碍，[15]但大幅修宪乃至高频率修宪，却意味着对宪法权威性的冲击。实际上，对于宪法保留能否成立最初是存有疑问的，但随着魏玛宪法的失败——纳粹通过议会立法架空宪法的举动，人民开始重视宪法保留的意义。

马岭：《政体变化与宪法修改：监察委员会入宪之讨论》，《中国法律评论》2017年第4期，第96-110页。包括《立法法》制定、乡镇长直选、地方立法权扩容在内的改革针对国家重要制度，触及宪法保留问题，但宪法的回应却不够充分，理论界对此进行了很多讨论。政治体制改革容易造成合宪性争议，改革过程中的宪法收缩消解宪法的权威性，这也提醒乃至启发我们重视维护宪法权威。[24]这就要区分不同情况，对这一问题似乎仍未有定论。

[9]理论界提出过良性违宪、改革宪法、宪法变通、宪法建造等理论，反映了这个问题的复杂性。相反，如果在变革的过程中，宪法处于活跃状态，并试图积极扩张宪法内涵以干预政治发展，则有可能造成危机。(二)宪法收缩不可逾越的底线 在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宪法工程之中，尽管因宪法收缩而产生较大的争议和讨论，但宪法的结构性控制功能并未消失，为推进改革而产生的宪法收缩亦存在不可逾越的底线： 第一，改革必须遵循宪法的基本原则和立宪基本价值。张千帆：《宪法变通与地方试验》，《法学研究》2007年第1期，第63-73页。

换言之，民主逻辑在这个时候就被凸显出来，它要么反映在改革推动力之中，要么反映在改革过程的民意输入之中。[5]另一方面，这也是基于宪法的功能，宪法保留进一步突出了宪法在政治社会中的根本法地位，是宪法而非一般立法在决定国家的政治秩序。

这里要特别强调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统一，它是宪法必须维护的政治性底线。这是因为，调查虽不是侦查，但亦是一种执法行为和现象，当然也要受制于宪法和法律。

从社会契约推导宪法，就必然涉及到民主如何制度化的问题，宪法或者制宪权就因此而生。改革设想提出之后，有学者提出了无需修宪的主张，认为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即可做出设立监察机关的决定或授权，[28]这并未成为改革的主流意见。[10]陈金钊：《对重大改革都要于法有据之法的理解》，《中共浙江省委党校学报》2015第3期，第117-122页。有学者指出，八二宪法的核心是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与依法治国的有机统一，但此原则尚未法权化。[27]由此一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的内容亦有一些变化，那就是并非由其产生的行使权力的国家机构皆有报告工作的义务。尽管在2018年3月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宪法修正案的审议表决先于《监察法(草案)》的审议表决，但在改革过程中，制定一部监察法的方案就一直在推进。

另一个问题是，由人大产生的监察委员会是否需要向人大报告工作？对此理论界曾产生较大争议，[26]但最后的安排应当是监察委员会不需要报告工作，2019年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就没有这一议程。人民代表在行使公权力时的违法犯罪行为，比如在选举过程中贿选或者串通破坏选举等，或可纳入监督范围。

作为主权者的人民将其根本意志记载下来并用以约束执政者，这种约束力被赋予了根本法的地位。参见丁玮：《宪政视野下的刑事正当程序——美国宪法与刑事诉讼法关系的实证分析》，《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9年第6期，第43-47页。

[4]我国台湾地区1997年司法院大法官会议释字第443号解释中说：关于人民身体之自由，‘宪法第八条规定即较为详尽，其中内容属于‘宪法保留之事项者，纵令立法机关，亦不得制定法律加以限制。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直接针对宪法保留事项，它受到宪法的结构性控制。

这么安排也是为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建设提供更为充分的保障。[23]前引[16]，秦前红文，第37页。政治体制改革能够实现正当化功能的基础在于宪法的本质——民主是宪法的根本属性，宪法是民主的制度化表达。宪法作为凝固的人民根本意志，在变革时期通常会面对挑战，宪法收缩往往能够有效化解。

现代宪法也正是因此而取得根本法的地位。非常突出的是，像洛克纳那样就是罪恶。

应当说，守住以上三条底线是宪法控制功能的要件，也是宪法收缩的边界。如此推进，并不是将三者割裂开来，而是它们有机统一的反映。

三者如何有机统一？一方面，三者不可偏废，这是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根本要求。在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往往只考虑到通过报告工作的形式实现人大对监察委员会的监督，但正如前文所述，监察委员会还掌握着反向监督人大代表的主动权。

相反，正视宪法作为国家根本法的全面功能，充分发挥宪法在改革中的作用，才是宪法的生命力之所在，也是宪法原初意义之重申。一方面，通过宪法规范直接制约政治活动参与者，划定改革的政治程序。改革如果突破成文宪法，必然会产生巨大争议。政治体制改革必须符合这一民主形式，并且有利于三者有机统一的要求。

本次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经验在于试点改革的运用，它不仅是制度试验和试错的过程，也是累积经验增强改革合法性与空间的重要方式。这个问题非常关键，因为宪法的地位和效力影响乃至决定着我们对一国政治秩序状态的整体判断。

中国宪法学的真正成熟与繁荣，要在文本主义尤其是形式主义的宪法学之外，发现适应中国现实需要的、解决中国现实问题的宪法学。对政治体制改革中的宪法收缩需要客观评判，适度收缩对于革新和重塑宪法秩序具有积极意义，但过度收缩亦非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目标。

四、宪法收缩及其界限 (一)改革中的宪法收缩现象 对政治体制改革来说，宪法的结构性控制是否有效是一个难题，所以还要评估结构性控制的程度。参见郝铁川：《论良性违宪》，《法学研究》1996年第4期，第89-91页。